广州小雨seo“年前看了一场小病，请了十次假，年终奖毁了一半。医院什么时候不用跑断腿了？”今年年初，知乎的一个大V分享了一段医疗经历，引发了2019年第一次关于“医疗困难”的讨论。
这个知乎网友的体验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他头晕恶心想吐，折腾了一晚上。一个月后，他去了八家医院，先后去了三个科室，做了两次磁共振检查，最后被诊断为耳鼻喉科耳石(良性位置性眩晕)。然后，诊断医生在检查床上做了10分钟的手法复位，病就神奇地消失了。
由于多次请假，这位网友的大部分工作都被其他同事承担了，他们抱怨很多，自己的年终奖只能减半。虽然结局不算最差，但看似辗转难眠的医疗经历，却引发了很多关于看病难的话题“共鸣”:
有人回忆配药的烦恼；有的人无奈，大医院人满为患，排了一个上午的队，看病三分钟；还有人说现在医院的科室越来越细，看到一个病就不知道挂什么科室了。但是有人说一个月就解决了问题，医疗系统的效率已经很高了。
看病难，看病贵。中国普通人习惯用这六个字来概括自己对医疗保障的集体焦虑。十多年前，正是意识到了这种集体焦虑，才在2009年正式启动了新一轮的医改。十年过去了，新医改的下一个十年在哪里？
至少目前来看，“看病难看病贵”的试卷已经摆在了中国领导层的办公桌上，解决这个难题仍然是医改后半期的终极使命和核心任务。
多元化“看病难看病贵”
河南人路遥，在经历了一年的求医经验后，更个人觉得看病难，看病贵。2018年2月，路遥的小女儿被确诊白血病。路遥为了看女儿，把女儿从河南南阳带到了河北三河，离北京不远，那里有一家血液病专科医院。对于这个农村家庭来说，女儿的病是一场灾难。
女儿生病快一年了，医疗总费用已经超过80万。医保报销率达到60%，还有近40万人需要自付。路遥和她丈夫存折里的积蓄都被清空了，他们借了很多钱。只要女儿的病不治好，医药费就是个无底洞，一点一点把这个家拖进贫困的深渊。
路遥的丈夫对治愈女儿失去了信心。也许是考虑到他还有一个小儿子要照顾，他不愿意坚持，甚至当着女儿的面对妻子说“不可能一辈子都负债生活”。小女孩，一脸无辜，半躺在病床上，看着自己最亲近的人为此争吵，甚至开枪。
在距离路遥和女儿所在病房几十公里的地方，北京的何叔叔最近在北京某三甲医院做了心脏手术。在心内科重症监护室(CCU)住了几天后，何叔叔想在家好好休息一下。
何叔叔有一个30岁的独生女何梅，她刚刚辞职，可以自由陪他看病。和路遥一样，何梅也觉得看病“很难”。“北京虽然是医疗资源高地，但是挂专家号不容易。”
何梅带何叔叔去了很多医院，看了很多医生。有几次她直接拿着病历挂号看病。“一切都不一样。”。何梅认为看病难在于信息不对称，“不知道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最好”。
何梅知道人的健康和疾病是很复杂的。当医生只看到检测结果时，可能的判断并不完全准确，但她总想尽量多问一些“货比三家”的问题。
对于来自农村的路遥来说，这是她能理解却不能理解的另一种“看病难”。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常常感叹的不是医疗服务的便利，而是医疗服务的质量。最后挂了号就排队，只和医生聊了五分钟，然后还要排队付账。这三长一短(挂号排队长，等待就医，看病时间短)是他们眼中最大的“看病难”。
杜南记者曾听一位住在上海的老人谈起他过去经营一家大医院的经历。74岁的老唐患有房颤、高血压、肺气肿、动脉粥样硬化、下肢闭塞等各种慢性病，经营医院是他的“日常功课”。
老唐4点起床，5点打车去医院为了挂上海中山医院的专家号。相比其他通宵排队的人，他还是来晚了，只好花400元在人贩子那里买了个专家号。看到病后，“每次回家总觉得很累，心里总是不开心。我一个月总要这样做几次”。
正因为如此，何叔叔根本不喜欢去大医院。在这次心脏手术之前，何叔叔已经很久没有去医院了。他吃了十年的降糖药，却从来没有监测过自己的血糖，也不了解血糖控制。他觉得吃药会有效果；在日常生活中，何叔叔从未戒酒。他已经退休五年了，从来没有体检过。
一年前，何叔叔肺部感染。当时医生检查的时候发现了问题，提醒他除了肺部感染，肾脏和心脏也有一些问题。但是，何叔叔没有注意。他想，“肾和心脏的问题都是肺部感染引起的，这次肺部感染治好了就没问题了。”。
何叔叔缺乏自我健康管理的后果是他最终在2018年被提拔到心内科手术室。
对于独生女何梅来说，陪父母看病让她身心俱疲。“他们很困惑，对情况很困惑，不知道医生说什么和要求什么，缺乏判断力，”女儿说。
十年前，新医改承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所有健康的灵魂都是相似的，但每个受苦的肉体都有自己的“看病难”。
现在的“看病难”也随着改革开放初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四十年前，中国人看病更困难，因为资源短缺导致住院和手术困难；到目前为止，供给侧改革仍然相对滞后，地区差异大于40年前，失衡问题更加突出；与此同时，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在飙升。
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兼发言人胡表示，中国目前面临的“看病难”问题是“供需双向约束的结果”。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发表了长达160页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评价与建议》报告。报告中提出的结论是毫不留情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加严重。总的来说，改革不成功。
当时的中国，在供给方面，所有的医疗服务机构，包括公立医疗机构，甚至公共卫生机构，都成为了具有独立经济核算和独立管理意识的利益相关者。各类医疗服务机构逐渐走向全面竞争，追求公益与追求经济之间存在失衡。
在需求方面，城乡医疗保障制度都不是强制性的。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覆盖约1亿人，不到城镇职工总数的一半；9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险，基本上自费就医。
2003年，原卫生部组织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当人们生病时，48.9%的人应该去看医生，而不是去看医生，29.6%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从三个方面评估了191个成员国卫生系统的绩效。在健康负担公平性上，中国排名188，倒数第四。
媒体关注这一报道后，一度“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轰动全国，但也拉开了中国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的序幕，被称为“新医改”。
经过三年的政策讨论，2009年3月17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发展评论》号文件，启动了“新医改”，改革方案也承诺“重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十年“新医改”总体评价如何，还有待评价和考察。
但2005年国务院智库报告中提到的一些医改措施已经落实。比如最震撼的医药分家改革，公立医院15%的药品奖金全部取消；医疗保险待遇虽然还很低，但是覆盖率已经达到95%；在权威杂志《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公布的医疗可达性和医疗质量排名中，2016年中国上升至世界第48位。
为了解决看病贵的问题，2018年，越来越多的抗癌药能够更快的进入中国市场，部分通过协商降价进入医保；在过去的30年里，个人负担在卫生支出中的比例也下降到30%以下，达到28%；分级诊疗已成为医疗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多位医改政策参与者和卫生部门官员密集发表意见，强调医改的核心命题是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国家卫生和福利委员会体制改革司司长梁万年在2018年底的一个论坛上表示，医疗改革的下一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解决医疗困难问题；第二，缓解看病贵的问题；第三，解决医疗卫生系统或机构的管理问题。
在广东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体育改革司的调查专员姚也表示，医疗改革的下一步应该继续解决人们关心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1月10日，国家卫健委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2019年10项重点卫生工作。其中，有五项任务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直接相关――整合医疗卫生资源，联动改革“三医”，构建更加成熟、定型的分级诊疗体系，实施卫生扶贫工程，加强卫生专业人才建设。
十年后，有哪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新方法？
十年前和十年后，医改的主张不变，但实施路径可能略有改变。
要解决医疗问题，梁万年坦言，在优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首先要寻求资源的增量，可以通过发展社会力量办医疗来增加资源的供给。
就在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个部门发布了一项重大通知，要求各省“制定社会医疗准入的跨部门审批流程和项目清单，取消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的前提条件和申请材料，进一步放宽社会医疗准入。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效率和效益，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定位，使各级医疗机构真正回归各自的职能定位，同时获得合理的补偿，实现健康运行。”梁万年说。
“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主要靠医疗卫生资源整合”。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发言人胡也表示，具体措施包括促进医疗协会建设，加强县医院建设，为家庭医生提供承包服务。
在胡看来，的“经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元利近年来多次强调，“专业和组织的碎片化与人民群众日益增多的一站式、持续、优质、高效的服务不相匹配。未来中国医疗发展的核心方向必须是医疗一体化。”
新医改前十年，开始了“整合”的任务，但没有很好地完成，甚至出现了一些宏观方向的偏差。最大的问题是基层的不断弱化还在加速。统计显示，2002年至2013年的10年间，基层卫生机构数量略有下降，降幅为6%；二级医院增加29%，三级医院增加82%。
在此期间，初级医疗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被边缘化。在2010年至2014年的五年中，医院的患者人数从34.9%增加到39.1%，而初级保健机构的比例从61.9%下降到57.4%。
2015年以来，政府先后出台文件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和“家庭医生合同制服务”，试图回归“强化基层”的目标。
2019年医改目标提出构建更加成熟定型的分级诊疗体系，从调整完善医疗服务体系、资源布局和功能入手，有效盘活存量，引导优质资源下沉，引导患者有序就医。
梁万年表示，分级诊疗将牢牢把握“医学会、家庭医生合同制服务和远程医疗”。他认为，要建立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体系，“关键是要让医疗机构回到原来的定位，进行有效的协调，结束目前的无序竞争。”
对于农村的医疗改革，县级医院的能力建设成了牛鼻子。“提高县医院的能力，是实现农民出不去县城的关键。”胡表示，根据新一轮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要求，供方医疗改革应重点发展县级医院在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和传染病方面的诊疗能力，力争解决90%的县级医院农民疾病。
对于农民来说，不仅看病难，看病贵。路遥因为异地就医，报销麻烦很大。她只能偶尔回老家报销，这样才能支付下一次的治疗费用。
另一方面，县医院还将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和“远程医疗”服务，实现与上下医疗机构的“融合”。胡介绍说，到2020年，远程医疗将覆盖贫困地区的所有乡镇卫生院，并延伸到村卫生室。
上海的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制度走在全国前列。截至2018年，上海“1 1 1”医疗机构(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个二级医院，一个三级医院)签约居民666万人，上海30%的常住居民已经有家庭医生。老唐不用一早去大医院挂号配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医疗队负责他的疾病管理。
南方记者注意到，“规划并积极探索老年综合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已写入2019年卫生工作计划。老年人医疗保健系统可能成为整合医疗模式的实验场。
除了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外部整合和协调，医疗机构内部整合也是未来医疗改革的方向。刘元利认为，同一医疗机构内不同专业的跨学科整合，跨学科的重要性和强大影响力集中在复杂的肿瘤疾病群体，内部整合不仅是多个学科的整合，还包括物理治疗、心理治疗、身心整合和临终关怀等。
国家卫生和福利局的一名官员
肿瘤治疗领域也是如此。病人采取什么样的治疗，要看挂的是哪个科室的医生号。“从患者的角度看疾病，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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